【杨之光先生诞辰90周年特辑】杨之光传略（四）——教育耕耘数十载，桃李满天下
2020年，是杨之光先生诞辰90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和杰出的美术教育家，杨之光先生的爱国义举和他敏锐的时代精神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早已融成了一股憾人的力量，超出了艺术的范畴而进入了文化史的创造与书写之中。杨之光先生不仅以其六十余年的艺术创作丰富了对新中国历史的个人视觉建构，在每一个年代都创作出了有代表性的形象语言，而且以其教育家的身体力行，成为时代精神的“盗火者”传播着更新的艺术观念也提升了社会的认知。他的一生，既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艰苦历程，也是中国画人物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圆梦敦煌，临摹作品留校
杨之光一直希望到敦煌走一趟。1961年8月5日，杨之光一行人在广州启程，沿陆路辗转北上。经过十三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那时的莫高窟，所有洞窟都是全方位开放的；但所有的洞窟，都像今天一样，不准点灯和照明。杨之光每天都怀揣着几个窝窝头和一壶水，到选准的洞窟中，借着微弱的自然光线，最多打打手电筒，一临摹就是夏季沙漠长长的一整天。洞窟往往很小，自然的亮光很多时候照不到壁画最精彩的部分，这时眼睛就受罪了。但临到精彩处，眼睛的痛苦常常被杨之光置之脑后。
敦煌千佛洞[宣纸.水墨设色]68cmx46cm杨之光1961年
这次到敦煌，他除了临摹好70多幅风格各异的各代壁画和局部细节，利用窟内剥落在地下的墙壁进行“几可乱真”的壁画临摹外，还重点临摹了156窟晚唐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杨之光用一张五尺宣纸，花了十几天时间临摹，相当传神地将此壁画浩大而精彩的场面再现。通过对此画中对动物的临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启示：“画工对动物极有研究，特别是画马。如今的写生画都比不上它。虽然画工不一定有我们画的速写那么多，但至少他们观察对象时十分认真，真是尽精微致广大。”杨之光一回到广州，就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临摹品送给了广州美术学院资料室，供教学研究之用。
“橡皮擦”论争，与关山月不同的教学方法
1953年11月刚分配到中南美术学校任教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在江丰的主持下，拒绝中国画。而党委书记胡一川却独具慧眼，将杨之光视为中国画(当时称彩墨画)的主要骨干，带他赴武汉创办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又及时将他从下放的周矶农场抽调回已经易名并南迁的广州美术学院。后来，同样独具慧眼、敢于担当大义的关山月，在参加国务院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力主把彩墨画课恢复为中国画课，与潘天寿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们的意见得到文化部的高度重视，彩墨画课被恢复为中国画课后，对已处颓势的中国画命运起到极大的挽救作用。广州美术学院于1957年2月新学年开始时，将彩墨画系改为中国画系。又于1962年5月在国画系分设人物、山水、花鸟三科。杨之光在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一直都是中国画教学的主要骨干力量，更于1960年岁末时被提升为讲师。国画系分设人物画科后，杨之光又担任了人物画科教研组组长。
1959年，杨之光在广州美术学院
杨之光在总结教学经验时提到，国画系人物画科要贯彻“四写”，即写生、速写、默写、摹写。这其中就有徐悲鸿的教学经验。为了加速素描训练的进程，徐悲鸿的素描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设置默写与速写课。默写课是在学生完成每张作业后，背着自己的作业，默写完后必须对着自己的作业校对，用粗而黑的线条，纠正默错的部位，以加深印象。徐悲鸿认为这样做一遍，可顶得三张写生，并且培养了凭记忆和想象作画的能力。杨之光曾写过《扭在一起锻炼——国画系人物科贯彻“四写”教学的体会》美术教育论文，“四写”教学法在广州美术学院也一直沿用至今。
杨之光给学生做示范
素描到底对中国画基础训练有没有用，杨之光认为：“高剑父先生创立的岭南画派，虽然不很景气，但也不排斥学习素描，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么，橡皮到底有功还是有过?我认为是有功的。为什么有功?这是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你在擦的过程中不断否定对象，便在最后获得肯定。我认为用不用橡皮不是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认识对象，需不需要纠正你错误的认识。如必须纠正，在纠正画面的过程，才能寻求到正确的表现方法，这是很科学的。如果学生仅仅有果断的愿望，而没有果断的基础，他就不会画得准。我的愿望就是通过橡皮的训练来锻炼、培养人的准确的观察力与表现力，然后鼓励学生直接用毛笔来表现对象。其实我一生的实践，也是这么做的。”
春风化雨，相信学生，留住人才
杨之光在出任国画系副主任期间，到1982年升为正主任，先后邀请了著名书画艺术家朱屺瞻、黄胄、黄永玉、唐云、司徒奇、陆俨少、李苦禅、陈大羽、田世光、刘文西、罗铭、郑乃光、王子武、谢稚柳、陈佩秋、汤文选、林墉、李新魁、黄子厚、黄文宽、李曲斋等人，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开设专题讲座，进行学术交流。1986年，广州美术学院的国画专业被评为广东省高等院校的重点科目。
杨之光（右3）与广州美术学院78级同学合影
而在1981年，与梁如洁、陈振国同一届的花鸟画研究生陈永锵，是当时广州美术学院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莫名其妙地成为一宗实属子虚乌有的校园风化案的男主角。毕业时，不少不明真相的老师对他深感失望，坚决不同意他留校任教。杨之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永锵的品质败坏，为他据理力争。但那时杨之光还只是国画系的副主任，人微言轻。杨之光说：“我想留陈永锵也留不住。”最后，陈永锵被冷酷地“踢”出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大门。
“那些日子我好苦闷，好失落，躲在老家西樵山脚下，终日用酒精麻醉自己。”陈永锵回忆道。忽然有一天，杨之光的女儿杨红，带着一瓶洋酒和一张杨之光写的字条，与黄胄的女儿梁缨和几位同学，浩浩荡荡地找到西樵山来。只见纸条上写着：
永锵：
之光
陈永锵看完信后，呆愣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杨红便说：“你不信?喏，我还有一群同学作证!”陈永锵非常感动，他说：“在别人怀疑我，瞧不起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在我龟缩回西樵山，不知如何面对世界的时候，杨老师让他的女儿来拜师，表面上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却很复杂。他一时战胜不了谰言，就让他女儿向我拜师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陈永锵是值得信赖的!”
多年后，陈永锵受邀参加首届杨之光杯颁奖典礼，和杨之光先生一起为获奖者颁奖
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遭诬者们不胜唏嘘。陈永锵也没有让杨之光失望，躲回西樵故土磨砺四年之后，举办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个人画展。后来，他出任广州画院院长。
杨之光总觉得，国画系花大力气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教育、扩充师资力量、实现教师队伍正常衔接的需要。眼看着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四个研究生，艺术素质都颇高，但出于同一原因，陈永锵、阳云、梁如洁都没留住，让他感到很恼火、很遗憾。眼看第二届研究生又毕业了，他很看好的周彦生，却坚持要回洛阳发展，杨之光便急了起来。
周彦生是专攻工笔花鸟画的，未读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之前，就是洛阳著名的“牡丹王”。毕业后，周彦生也讲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坚持要回洛阳，也许他不太习惯南方的生活，也许他的太太拖他的后腿，也许他在洛阳已经有较好的人际关系，不大愿意在广州重新拓展。为了留住周彦生，杨之光不惜屈尊降贵，三顾茅庐，对着学生的太太，一口一声“嫂子”。首先，做通她的思想工作。然后，说服周彦生不要满足于做洛阳的“牡丹王”，应从更高的层次上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接着，又为周彦生的太太从河南农村户口转为广州城市户口。周彦生深受感动，终于答应留下来，成为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工笔花鸟画的教学骨干力量。
桃李满天下，不改终身从事教育的初衷
在他尚未退休的时候，杨之光为了给少年宫的孩子讲一下午的课，足足备课了两个星期。换作是其他活动，他怎么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呢?当他收到作品稿费时，还会拿出一部分去接济贫穷的学生，每年都会投一笔钱在扶助贫困学生的公益活动中。他没有太多钱，也没有设立奖学金，只想着能帮一点就多帮一点。纵观他的一生，只要是对学生、对教育有益的事情，他都会特别重视，义不容辞。
1984年杨之光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示范
杨之光没有私心杂念，打破了“文人相轻”的习惯。他对所有的画家都很尊敬，也不会贬低别人，抱着广学、勤奋的态度，总能发现别人的好处。他会邀请名校老师到广美讲课，也会把好的学生送去其他学校讲课，只要是对学生好的事情，他都乐于去做。
后来，他创办美术中心最重要的原因是，虽然从教育岗位的一线退下了，但不改变其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初衷。平时别人的展览、剪彩等各种活动，他能不去就不去。但是，杨之光美术中心一有活动，他无论身体多么不好，都会拄着拐杖高高兴兴地去，风雨无阻。学生的展览、学生的委托、小朋友的期望他都十分重视。每次去完回家，他还会激动地说：“小朋友们都很开心，可爱得不得了。”他重视教育，重视学生，重视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在教学事业上，他从来不曾退休。
杨之光教授给杨之光美术的小小学员们当模特
创新艺术教育理念，造福后人
“我是一个艺术家，但首先是个教育家。”这是杨之光最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2年杨之光美术中心成立
杨之光一生赢得荣誉无数，但在所有的身份中，他最看重的是教育家身份。“我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是在教育，我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感超过了画画。”在广州美术学院从教几十年来，杨之光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岭南乃至全国的艺术中坚，像中国美协原副主席林墉、广东画院原院长王玉钰以及谢志高、钟增亚、陈永锵、方楚雄、陈振国、“卡通一代”创始人黄一翰等艺术家。给予杨之光在教育方面成就感的，还有致力于激发儿童创意思维的“杨之光美术中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举，是其晚年的伟大事业。
1992年杨之光在美国洛杉矶讲学
1990年10月，杨之光与夫人鸥洋去美国过起退休生活。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即使在闲适的日子里，杨之光也不曾停止对艺术的思考。“我们国家的教育特点和国外的教育有反差，比如我们创造能力比较差，我们的技巧强，但是创新的思维少。我一直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怎么解决呢?我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于是他在作画之余，开始考察北美的艺术教育状况，研究其中的理念。研究的结果让杨之光陷入思考：他发现，北美大陆美术教育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一种创新观念的培养。更让杨之光感到由衷认同的是，对于社会而言，艺术的重要性不在于艺术家及其作品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创新意识，渗透到全体人民的脑海里，成为他们心智健全发展的一个内在指标。更有意义的是，当艺术作为一种创新意识进入儿童教育后，艺术学习就不仅仅以成为职业艺术家为目的，而是作为开启儿童创造力的良好途径，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一种创新思维，从而让创意成为终生的品格，并对人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990年杨之光参加美国康州大学艺术家驻留研究计划
杨之光年轻时就强调创新，强调走自己的路。正是这种创新意识，使杨之光在晚年产生了思想突变。他不再仅仅着眼于个人的艺术创作，而是把事业推进到全新的领域，在美术教育中发展出一种以创意为宗旨的儿童美术教育理念。杨之光说：“我们在上个世纪从事的美术教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强调技法、步骤和写实观察能力，更多地体现出科学思维的特征，承担着反映生活、提高审美的责任，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为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个世纪，一个创意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上个世纪的教育理念与体制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凸显它的不足与落后，美术教育在其中的定位和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现代美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培养现代化创造型人才，而创造型人才的观察力、想象力、创意思维乃至表达能力都必须从小培养，这也是我为何年近八旬仍致力于少儿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强调创意思维的美术教育更贴近艺术思维的特点，更符合现代社会竞争能力培养的需求，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和推广的全新教学方式。”
杨之光先生与家人在美国
2002年，杨之光在广州番禺创建“杨之光美术中心”，并特意让在美国具有少儿美术教育经验的女儿杨红回国主持工作。他说，要让艺术回归艺术本体，让艺术成为创意的同义词。“杨之光美术中心”不再以培养未来的艺术家为目的，而是把艺术作为人生成长初期的一种创意思维训练，让少儿从小就熟悉创意的价值，养成创意的习惯，并灵活地应用到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当中。作为“杨之光美术中心”校长的杨红把这一教育理念研发成《少儿创意思维训练美术课程》，英文为Training ofCreati e Think ig(简称《少儿TCT美术课程》) 。围绕这一理念，首先做好师资培训，让那些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了解、熟悉并最终掌握TCT的价值原则与培训要诀，从而脱离原先的模式。同时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础，设置符合少儿心性发育的阶段课程，逐步启发他们隐藏于心的创意想象，鼓励他们去除既成定式，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从而确立一种自由的心性，让创意成为意识的基础，成为性格的一部分。
2002年杨之光先生、杨红校长与中心第一批小班学员合影
杨之光说：“我一生是搞教育的，但对我来讲教育比画家还重要，我宁肯少画一批画也要培养下一代。我办这个中心，就是要启发青少年的创造力，启发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我一直强调教小孩子画画绝非‘小儿科’，他们的创意思维一旦被开发出来，将来做艺术家、做科学家都可以。所以需要千千万万素质高的少儿美术教育的园丁全心投入，毕生奉献。这是一个素质教育工程，这个很重要，非常有意义。”在人生的暮年，杨之光成为了中国少儿美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他又重新出发了，带着自己最后的愿望：为创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少儿美术教育体系而努力。
2009年“与时代同行——杨之光从艺从教六十年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杨之光先生在美术馆门口被孩子们包围
如今，杨之光美术中心已经在全国开设了数十个校区，“现在做得比较成功，专家、社会和家长都很认可”，杨之光自豪地说。该中心主要由他的大女儿杨红主持管理，杨之光会不定期去学校视察、指导、参与重大决策。鸥洋表示，一个老画家把晚年的精力奉献给儿童创意思维的发展培养，尤其是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青少年创意教育体系，这在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杨之光美术中心”的这套青少年创意教育体系不仅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亟需，更显示出杨之光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前瞻性。
2012年杨之光先生和孩子们在创意摇篮大展现场
杨之光的前半生走向了一个艺术家的高峰，而晚年则再次走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极境，一个教育家的博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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